记者：“珠江三角洲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典型代表之一，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晋江模式”齐名。某种意义上而言，“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充分揭示了广东乃至中国近二十多年企业发展史。对此，你有何看法？

    方池雄：纵观广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企业发展史，我认为是沿着三条主线来展开的：第一条主线是“农村线”，也就是广为人道的四大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之“珠江三角洲模式”。其具体内容为以1978年8月顺德县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所办的据称是全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为标志，历经多年实际摸索与发展逐渐形成四种不同发展途径的农村企业发展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其中“顺德模式”、“中山模式”和“南海模式”均为内生性发展模式。所不同的是，“顺德模式”、“中山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主，后经改制，走上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地位的发展途径。其典型企业代表如美的、科龙、格兰仕和华帝等；“南海模式”走的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策略，最终殊途同归，也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格局。其典型企业代表如建筑陶瓷业的“新中源”、铝型材业的“亚洲铝厂”等。而“东莞模式”为外生性发展模式，即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国、香港和台湾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历史性机遇，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记者：另外两条主线呢？

    方池雄：第二条主线是“特区线”，即借助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赋予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的优惠政策来发展经济。其中在中国城市改革开放发展史上具有开发区标志意义的“深圳蛇口模式”就直接诞生了三个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此外，中国联通、TCL、华为、金蝶软件、中兴、中集和科健等等现活跃于中国工商界企业的当年发展，都或多或少与蛇口工业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汕头市则充分利用侨乡优势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涌现了像拉芳集团、联泰集团、民生集团等一批典型企业并形成针织服装、精细化工、电子五金、音像材料和玩具工艺等特色支柱产业等。第三条主线是以广州为主的“城市线”。其主要方式是国有经济唱“主角”，民营经济围绕城市生活做配套服务，以商贸流通业发展为契机，逐步迈入加工型、科技型等第二产业。其典型企业代表如广东医药集团、金海马集团、新太集团等。

    记者：总结“珠江三角洲模式”的成功经验，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方池雄：八个字——“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细究“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即使其内部区域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如前面所提到的“顺德模式”、“中山模式”和“南海模式”为内生性发展模式，而“东莞模式”则为外生性发展模式。为什么会这样呢？东莞所在地为珠江东岸，源于同香港的地域优势，它容易与深圳形成“前店后厂”的运作模式，借助境外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有利时机，承接世界产业跨区域移动，与境外（如美国、印度、香港、台湾等地）、深圳和周边地区（如惠州）形成合理的分工布局。比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莞抓住机遇承接美国、中国台湾等地区的IT产业转移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资讯产品生产基地。顺德、中山和南海所在地为珠江西岸，其弱点在于虽较为靠近澳门，但受制于澳门自身的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而没有东莞靠近香港的种种优势（尤其虎门大桥还未通车时），但其优势在于自古以来佛山（包括顺德、南海）是做买卖的好地方，许多“广货”都是由顺德、南海生产，经广州运往省外。因此，顺德、中山和南海人便发挥其擅长做生意的特点以内生性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所以不同发展模式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的自然结果。与此同时，各地的经济运行又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比如珠江三角洲各区域所表现的“一镇一品”或“一镇几品”的以专业镇为依托的“簇群经济”，在加拿大、荷兰等国家已经被证明是促进“县（镇）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事实上，南海市大沥镇的铝型材、平洲镇的制鞋业、罗村镇的皮革业；中山市古镇的灯饰、小榄镇的五金、沙溪镇的服装；顺德市伦教镇的木工机械、乐从镇的家具；东莞虎门镇的服装、厚街的家具等，都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行业。我以为，“珠江三角洲模式”的成功就是广东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则的成功。

    记者：同中国其它区域经济或发展模式一样，“珠江三角洲模式”近年来遭遇很大的挑战：比如产业结构、管理模式等。请介绍一下你在这些方面的思考？

    方池雄：确实如你所说，伴随着广东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原有一些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办法，却在新形势、新情况下遭遇很大挑战，甚至失效。总体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一般地说，一个地方产业结构优劣决定了区域经济的盛衰，而产业结构自身优劣又主要取决于地区经济主导专业化主体在整个行业寿命周期中所处的发展阶段。如果主导专业化主体处于创新阶段或发展阶段，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就会高速增长，而该区域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梯度地区；反之亦然。比如国际IT产业向内陆的转移曾带来东莞的高速增长，但目前东莞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却是“台资北扩”或“台资北移”，即国际IT产业正昭显出逐步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迹象。这不由让人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中的创新优势，处于国际分工的顶端，主要从事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国家则发挥其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目前的广东和全国一样，区域产业价值链虽渐成雏形，但大部分均位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即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等等。广东企业要想实现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有利位置，就必须向上下游拓展：上游利润由低到高是零部件、材料、设计和研发，下游是销售、传播、网络和品牌等环节。比如“家电之都”顺德目前已成为中国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家电配件生产基地，家电产业价值链已初步成型，且拥有“美的”、“科龙”、“容声”、“万家乐”、“格兰仕”五大中国驰名商标。同时，电冰箱、空调器、热水器、微波炉、电饭煲、电风扇、消毒碗柜等家电产品销量亦居全国领先地位。但由于核心技术缺失（比如日本掌握着微波炉的核心技术），顺德企业利润很低，赚的是“辛苦钱”。诚如某家电老板所言：10年前，做一只电饭煲可以赚100元，现在只能赚几元钱了。就算龙头老大格兰仕面对困境，也只能喊出“为跨国公司再打工50年”的口号，其中艰辛可窥一斑。第三是管理模式的转变。我将企业的发展阶段和赢利模式简单扼要概括为“四步曲”：第一阶段为业务拉动增长型，也就是卖东西、做生意阶段，俗称“开源”；第二阶段为内部管理效益型，也就是在市场份额较为稳定且很难再有更大上升空间时，通过优化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来求效益，俗称“节流”；第三阶段为资金运作、资本运作和品牌运作型，也就是价值经营型阶段，使产品在同等情况下能卖个好价钱；第四阶段为企业文化效益型，也就是创造企业附加值的阶段。企业发展“四阶段”是逐步递进、互为因果、螺旋上升、相辅相成的一个完整过程。客观来讲，广东省的企业（包括一些龙头企业）目前绝大部分处于第一阶段，但随着企业逐步向第二、第三乃至第四阶段的转变，广东企业“二次创业”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不断坚持体制创新，以海内外上市、融资租赁、ODM加工等形式与跨国公司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潮流相配合，逐步扩大外向型比例，同时不断打造在国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第四是如何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极”。即广东企业如何通过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并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间关联的乘数扩张效应，推动区域产业的增长。 当然，挑战还包括区域经济自身的有效整合（如顺德的家电业）、全省区域经济有效合理的梯度推移（如粤东的产业可向粤西北转移）等等。

    记者：你所谈的管理模式挑战，尤其是家族制管理方式的挑战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模式”企业普遍头痛的问题。我在相关媒体看到你一篇《家族制要得，家族管理要不得》的专访，阐述的是关于“晋江模式”家族制的观点。“晋江模式”的家族制同“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家族制有哪些异同点呢？有没有规律性的对策和解决之道？

    方池雄：你讲的那篇《家族制要得，家族管理要不得》，当时是有感于“晋江模式”的家族制所做的一些思考。实际上，里头的许多观点、见解和解决方法，个人以为对“珠江三角洲模式”家族制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内容就不再重复了。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家族制管理所带来的困扰挑战的不是某个企业或家族，其本质挑战的是整个人类社会遗传的有效性。从人类的自然属性来讲，欧洲人、美洲人也想世世代代将位子传给儿子、孙子，以至“江山永不变色”。但人类几千年尤其是欧美企业的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的遗传不具备有效性，也就是没有一个家族能保证世世代代都很出色。大家所熟知的“王安公司事件”，其实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衡量，其继承人已经是相当优秀，你让他来管珠江三角洲一般规模的企业绝对不成问题；只是当时的王安公司已是家世界级公司，要把它经营好，其继承人不要讲在家族内承传，就算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看到许多百年老店，如摩托罗拉、沃尔玛等，在其近百年企业发展史上，一部分时间是家族人继承，更多时间是由“遴选委员会”所挑选的职业经理人来担当重任，而家族成员只做股东。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一家企业百年得以运行的商业底线——任何一个家族都必须承认人类的遗传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反观国内有些老板，甚至是著名民营企业家，大谈特谈其“子传孙，孙再传重孙，江山永不变色”的“独家秘方”。好像很高明，其实在企业运行规律面前，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雕虫小技。我敢断言：只要你违背了上面所讲的企业百年得以运行的商业底线，你的企业破产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为消减珠江三角洲腹地辐射不足的隐忧，广东省去年提出了经济合作区域“9＋2”的“泛珠江三角洲”的设想。人们认为，以香港为门户，背靠中南、西南诸省，面朝越南和印尼等资源输出国的广东可以扮演区域经济协调者的角色，实现广东工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你是怎么看的？

    方池雄：仅从广东本省而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格局可概括为“两条主轴，三大都市区”。“两条主轴”指的是以省会广州为核心，沿着珠江两岸所形成的经济带，一条是广（广州）深（深圳）港（香港）发展主轴；一条是广（广州）珠（珠海）澳（澳门）发展主轴。“三大都市区”指的是：以广（广州）佛（佛山）为中心的中部都市区；以深、港为中心，东莞、惠州为副中心的东岸都市区；以珠海市、中山市为代表的西岸都市区。如前面所谈到的，珠江东西岸、粤东粤西北之间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实现途径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平衡。辩证地看，这也为珠江三角洲实施经济腹地的辐射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与长江三角洲相比，腹地辐射不足是未来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隐忧。但广东人欣喜地看到，面对“珠江三角洲模式”诸多发展后劲不足的隐忧和挑战，一方面，广东企业家正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更宽广的全球视野，通过种种途径和方法力图做强做大企业，促进“珠江三角洲模式”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比如惠州TCL集团继2002年以820万欧元的价格并购德国老牌彩电企业施耐德后，2003年以来更是一路狂奔，国际化道路一发而不可收拾。先是TCL彩电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合资，成立了全球最大的彩电制造企业；而后TCL移动携手法国阿尔卡特，又欲境外分拆上市，着力打造国际级通信企业。至此，TCL集团“龙虎计划”已渐成雏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广东省委、省政府不满足于珠江三角洲已取得的“两条主轴，三大都市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成果，于去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首次提出了经济合作区域“9＋2”的“泛珠江三角洲”的设想。人们普遍认为，“泛珠江三角洲”的格局将使广东充分发挥以香港、澳门为门户，背靠中南、西南诸省，面朝越南和印尼等资源输出国的地域优势，成功扮演区域经济中心协调者的角色，实现全省工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广东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极为宽广的历史舞台。同时，“泛珠江三角洲”的提出和实践在地理空间上大大增强了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腹地辐射能力。相信将来“泛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若能从目前的松散型向紧密型方向推进，一个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业价值链分工更加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集约的“后珠江三角洲”时代必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