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最近有媒体报道称金正集团总裁万平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并转移加拿大一事，ST天龙6日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东莞市金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平目前正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关于媒体传播的挪用上市公司款项，公司正在配合公安机关进一步核实。

　　联想到此前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突然“人间蒸发”，ST春都董事长刘海峰先是失踪后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逮捕……频频发生的上市公司高管失职或失踪事件，可说是让股民们胆战心惊。

　　络绎不绝玩失踪

　　2004年4月17日，ST春都在公布的2003年度报告中称，“公司董事长刘海峰先生、董事柳红梅女士因无法联系上，而未能参加董事会会议”。一周后(4月24日)，ST春都又发布了一条澄清公告，称“公司已于2004年4月23日下午获悉：刘海峰因涉嫌挪用资金罪(刘海峰系华美生物工程公司董事长)，经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4年4月23日由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洛阳市看守所。”

　　其实，董事长在经营失败或涉嫌违法后出逃或失踪或被逮捕，在上市公司已不是新鲜事。

　　2002年10月23日，民丰实业(今ST民丰）董事会签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称：“由于本公司董事长孙凤娟已一个多月未能到公司工作，且近半个多月公司也无法与其联系，为此责成……副董事长代为行使董事长的职权。”2003年10月29日，?ST民丰签署的《重大事项公告》揭开董事长失踪谜底：“孙凤娟……于2002年10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5日被依法逮捕。……2003年10月20日作出判决：被告人孙凤娟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抽逃出资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2003年11月4日，“啤酒花”公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因无法与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取得联系，其已无法正常履行董事长职责。经2003年11月2日召开的公司四届五次临时董事会讨论，全体到会董事一致同意由公司副董事长姚荣江暂时代行董事长职责。

　　事实上，不但有现任董事长失踪，前任董事长失踪的也不乏其人，最著名的可能是诚成文化(今*ST万鸿，600681)前董事长刘波的失踪。

　　2002年5月8日，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前者向后者转让诚成文化股权的协议。5月28日，诚成文化召开由刘波主持的第三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2002年6月29日起，刘波不再担任董事和董事长。2003年5月19日，诚成文化董事会签署《股权变动公告》称，湖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将诚成文化股权转让给广东奥园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已办理完成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而9月25日董事会签署的《重大诉讼公告》则披露“原董事长刘波下落不明”。

　　而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一年多，上市公司高管与前任高管失踪的、出事的已有十几起。真是令人不寒而栗。有好事者对此调侃道：“你我皆高管，身处股市间；终日圈钱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董事长，一逃为金钱；多少好公司，已成将沉船；上市虽然短，不必苦苦恋；老总不见了，向谁去喊冤?”

　　前仆后继爆黑洞

　　在发生董事长失踪或滞留国外的事件后，上述公司大部分都随之爆出了巨大的经营管理黑洞。

　　资料显示，诚成文化(今?ST万鸿)从2000年6月至2003年4月进行了巨额对外担保。期间，违规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提供担保2起，涉及金额累计人民币1.2亿元，美金500万元；应披露而未予披露的担保共计64起，涉及金额累计为人民币7.53亿元，美金600万元。对此，公司发布公告称，“对前董事长刘波及其海南诚成集团有限公司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害表示愤慨和谴责，……对涉嫌犯罪的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并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而啤酒花董事会经过对自身经营情况进行自查发现，截至2003年11月3日，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对外担保决议总额为98786.07万元，加上已进行披露的贷款担保总额为79980万元，总计178766.07万元。

　　2004年3月，托普集团董事长宋如华借口“因病不宜再参与公司的相关工作”，带着1800股股权换来的两元钱，消失在了投资者的视野。4月21日，夏育新当选了托普软件(资讯 行情 论坛)新任董事长，摆在他面前的是公司75547.9万元的违规担保、2003年3.889亿元的亏损。

　　千呼万唤是制度

　　分析人士认为，从近年来上市公司董事长、前董事长失踪远远高于前些年的情形看，上述现象频繁发生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法与非法界限模糊，今天不合法，明天可能就合法了。

　　另有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公司董事长失踪频现，与现行制度有极大关系。毕竟失踪的董事长有一部分是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但由于我国国企业制度的薪酬制度缺陷，使得他们不能象民企老板那样有充分的个人财富体现，于是开始“自己想办法致富”。由于中国经济法律尚未进入“全球化俱乐部”，出逃或出走后被追回的概率，比其他成熟经济国家要低，相对于辞职、等待处理、自杀，“走”的风险收益比较，可能更具“经济理性”。

　　上市公司高管犯罪的社会影响，要比非上市公司更大一些。因此，如何防止或减少这种失踪现象，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而在董事长失踪事件发生后，如何尽快并尽可能完善地进行事后补救，从而使相关公司能得以迅速恢复元气并继续发展则是接替者面临的最大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市公司呼唤能收拾一盘“烂摊子”的“残局英雄”。当然，要想从根本上杜绝上述现象，关键还是在于从相关制度的完善上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