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初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有代表大胆提出：未来几十年，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面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就在前几年，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经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证明奈斯比特的预测还不够“大胆”。据浙江大学社会学王小章教授说，在一项新近完成的研究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来自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消息称，到2006年，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记得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早在2001年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就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人群到底有多少数量还没有一个具体确切的数字，但其发展势头再一次告诉我们，他正从萌芽期向发展期挺进。
　　
    中国的中产阶级
　　
    社会学者刘玉能指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又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级，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并非指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
　　
    中国的中产阶级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得到一定程度地发展。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社会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从而，在1949年建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大部分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企职工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捧的是一只令人艳羡的“铁饭碗”，能获得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
　　
    中国中产阶级的“春天”应该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高考制度、一系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都为中产阶级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首先，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国的文化多样性渐渐显露出来，传统的精英教育也渐渐向大众教育转变，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充，办学形式进一步多样化，也导致知识分子阶层的进一步扩大。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基础。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中国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为高新技术领域中产生中产阶级提供了条件，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目前活跃在IT行业的这部分精英，仅从收入上来说，他们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白领”。
　　
    其次，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近20年的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有世界经济专家甚至指出，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这句话有无夸大之嫌我们暂且不去争论。对中国中产阶级来说，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固然是值得放心的，而国民收入逐年提高则是一个直接因素。据统计，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事实胜于雄辩，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的分层，社会分层的加剧也促使中产阶级尽快成长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我国的产业经济结构已经不是第一产业“独霸武林”。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增加比例已经赶超第一、二产业，市场化程度提高非常快。当初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其实就是为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级。而更让私营企业主欢欣鼓舞的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条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等于是让私营企业主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尤其是在浙江这块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使他们“胆子大一点，步子也迈的大一点”，这样的结果又催生了一批中产阶级。
　　
    再次，从政治角度来看。政治的清明和宽松以及透明政府的打造，国家对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这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您是中产吗？
　　
    一说到中产阶级，很容易让人想到“白领”一族。为什么？因为他们拿着比普通老百姓高出几倍的薪水，住着漂亮的房子，开着小轿车，寂寞了出去兜兜风，喝喝茶聊聊天，郁闷了就去商场shopping。
　　
    社会学者刘玉能认为划分中产的标准并非唯一，说白了就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你可以以经济收入为标准，也可以以职业为标准，也可以综合来考虑。如果中国中产阶级以年收入1至5万美元标准，把社会上拥有中等经济收入的人称为中产阶级，那么这些人就属于中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白领、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还有专业技术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文体工作者以及国家公务员、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户。
　　
    在当前社会，这些中产阶级普遍具有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有知识有文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虽然他们不再信奉艰苦朴素这些传统的优秀品质，但却始终脚踏实地拼命地学习、工作，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给自己有更多的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渴望成功。
　　
    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历史的必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说，社会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近一步细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而中产阶级的发展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自然有他独特的个性。浙江大学社会学王小章教授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除了具有一般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中产阶级的富裕、学历、声望等特征之外，还表现出自己的社会特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中产阶级的职业构成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行业垄断性。目前，我国的高收入行业主要集中在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这些行业往往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他们依靠国家赋予的一定的垄断地位，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不仅获得高额利润，而且也为其职工收入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经济运行中的垄断行为及带有行政色彩的垄断现象，使一部分人凭借垄断收入顺利地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第二，年轻群体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相比较而言，在社会结构的自然演进过程中，“历史悠久”的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由各种年龄群体构成，成分复杂；而在中国，中产阶级大多是由一个25-35岁上下的年轻群体构成的。近年来，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下，高收入领域大都集中在诸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科技等三资企业、新兴行业中。这些行业在社会中处于上升地位，一旦进入其中，也就占领了市场的最高点。对这部分群体来说，高学历是他们的资本，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更是他们的优势，能很容易的进入到有竞争力的职业中并很快脱颖而出。从另一方面来讲，目前我国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得这些有知识有技能的年轻人很有可能利用好自身的内因和健康的社会外因出去创业，一旦成功，中产阶级的大家庭中又多了一位成员。
　　
    第三，中国中产阶级的烙印。中国中产阶级说他具有独特性，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诞生有两条路，一个是纯粹的“国产”，另一个是“混血”。我国的产业革命和市场化、城市化水平的日异提高，培育出我们国产的中产阶级；而改革开放后，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他们雇佣和培训了一批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专业人才，让他们享受较高的薪水，自然就是中国社会的“白领阶层”。由于受西方跨国公司的特殊培训，这批白领阶层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是在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上，都打上了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烙印。
　　
    稳定的中坚力量
　　
    王小章教授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人群的构成是两头小，中间大，呈“橄榄型”，中间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有钱人和贫穷者都是少数，其主流意识也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为主体，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而这种社会形态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人群构成几乎都是“金字塔型”的，富余阶层处于高高的象牙塔顶端，而下面则是一个基数异常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占了绝大多数，越往上人口比例越低。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过程中，换句话说，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以及权力与财富的分离，原来处于塔底部的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社会成员将会越来越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向上流动，向社会等级体系的中间靠拢。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将会是最大的社会稳定力量，他们是“秩序”的最大拥护者，由于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更多地依赖个人奋斗和创新精神，所以他们不会拒绝变革。中产阶级的出现不仅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有好处，也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标志。
　　
    社会学者刘玉能认为，中产阶级应当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体现，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文明水平，由于中产阶级相对富有，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为良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是现存秩序的得益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是中国走出初级阶段步入富强的根本。
　　
    稳定压倒一切。有了社会的稳定才能谈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的稳定，实现经济稳定，政治稳定才能得到保障，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中产阶级将被推向前台，扮演一个稳定中坚的角色。
　　
    就目前来讲，我国中产阶级成员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同样受到人们重视。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更富有思想和更富有理性的年轻人。有着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他们不神化政治领袖，只是政治上的同事，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而不被愚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走入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殿堂，进行参政议政就是一个很好例子。他们忠诚的为组织服务，但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选择变革。同时他们也牢固的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并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活动。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决定了它在政治上守成、依赖的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也会趋向理性、民主，价值观随之也保守，而一个理性、民主和趋于保守的社会往往是稳定的。
　　
    再从阶级矛盾方面来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过，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中国传统社会是个“治”和“乱”循环的社会，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不断地把社会拉到原来的出发点，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当中产阶级还没形成“气候”时，富人一旦和穷人在斗争中取胜，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当穷人得势时，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不尊重法律，以独裁代替民主。在我国现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橄榄球”的腰围越来越大，很好地起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矛盾的缓冲带作用，给社会稳定打下了基础。
　　
    中产阶级给社会带来稳定的最大作用就是他们强劲的消费能力。在2001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上，经济界、企业界人士就认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对社会整体的消费会有更大的刺激，市场的需求将得到更大的提高，相应也就提高了制造商的生产能力。生产、消费市场由此会被带动起来，国民生产总值也就不言而喻的提高了。而中产阶级对房子、汽车、移 动电话、电脑、教育等的消费需求，将会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泉源。事实上，在这个物质消费时代，每个人生活里都有“中产阶级”的影子，中产阶级强大的影响已经深深烙进当今消费文化的每个领域。
　　
    在十几年前，贷款买房买车被人认为天方夜谭，花明天的钱享受今天的生活更是想都不敢想。然而近几年，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政府也在有意识地鼓励、引导这种消费潮流，以加速货币的流通，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增长，每年“五·一”、“十·一”旅游黄金周的推出，便是明证。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沿海发达省市，中产阶级也经常与轿车、名表、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场、酒吧……联系在一起。拿近的来说，2004年3月18日开始的为期4天的第二届宁波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上，现场预订汽车达到3000多辆，585万元的劳斯莱斯“幻影”、468万元的宾利雅致RL……都已名花有主；而每次在杭州世贸中心举行的房产交易会，都是开发商们阳光灿烂的日子，只恨开发的楼盘不够多。
　　
    中国中产阶级强大的消费能力，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稳定相应的政治也得到稳定，这样整个社会就处于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
　　
    我们可以来看这么一个例子，1999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许多国家一夜之间沦为“贫民”，连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也被击倒，但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是应对能力最强、恢复最快的国家，我们在电视镜头上甚至看到了韩国老百姓把自己的金银首饰都捐给国家，希望国家能早日走出困境的感人场面，但这不是韩国重振雄风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之一是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反观之，东南亚强国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使他变成一条“虫”,重要原因就是印尼缺少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金融结构的稳定性相对较低。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中产阶级的渐渐壮大，我国的税收就可以得到保证。于是国家就有财力和能力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缓解社会矛盾。一部分人在这个保障体系的帮助下，凭借自身的努力，也可以达到或者尽可能接近中间阶层，这样，绝对的富人和绝对的穷人将是社会的极少一部分，整个社会将永远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
　　
    在最后提到我国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时，王小章教授说，只有中国中产阶级得到一定发展，才能使多数人进行政治参与的合法机制与轨道得到设立和完善，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建设成具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必须使社会成员不断加入到中产阶级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