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5月份起，国际大豆市场价格“飞流直下”，以低价进货为乐事的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却不喜反忧，一场“悔不当初”的大豆“进口危机”悲情上演。 

        这场悲情剧是一部美国版《十面埋伏》，在美国农业部的导演下，去年美国连续数月调低大豆产量预测，同时调高中国大豆进口量预测，造成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恐慌心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以防短缺。相关统计表明，芝加哥大豆价格从2003年7月的每蒲式耳532美分，一直涨到2004年4月份的1064美分，达到了近16年来的最高点。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的中国企业在年初期货价格高位上签订了大量进口合同，仅在美国就采购了822.9万吨2003/2004年度大豆，平均成本在4300元/吨左右。而到5月份，受美国大豆价格下跌影响，中国港口进口大豆分销价格持续下跌，仅为3200元/吨，大豆加工业在重创下步入全行业亏损。据业内保守估计，仅上半年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就因此损失40亿元。 
　　
        美国人虽然玩了一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但把危机的爆发仅归咎于外部因素，是不客观的。笔者认为，我国大豆加工业“进口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是由行业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所决定的。此次大豆“进口危机”，将对中国大豆市场格局以及相关行业产生深远影响，而由此暴露出的农产品产业安全问题，更应引起各方警觉。 
　　
         首先，大豆加工业重复建设，加工能力严重过剩。近两年来，因大豆加工业利润丰厚，导致榨油业疯狂扩张。目前全国日加工能力达到500吨以上的企业有90多家，年加工能力已达到6000万吨左右，这还不包括如雨后春笋般增升的中小型加工企业的产能，而国内的需求却仅为2500万吨左右。 
　　
        其次，不合理的国际大豆定价机制困扰我国企业。自1996年以来，我国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大豆进口数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大豆成为第一个放开进口的大宗农产品。2003年，我国进口大豆2074万吨。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进口量占国际市场贸易量的1/3。然而，理应能左右市场价格的我们，对进口大豆的价格影响力却显得微乎其微，反而要被价格“牵着鼻子走”。据了解，现行国际大豆定价机制主要有三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一是国际大豆贸易主要由美国为主的粮商控制，形成了“南美种大豆、中国用大豆、美国卖大豆并决定价格”的扭曲局面；二是大豆交易价格以更多反映美国国内行情，而并不能全面反映国际供求关系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价格为基准；三是价格需要合同来保证，但目前进口合同采用由美国粮商提供的合同文本，其条款充分保护了出口商利益而不利于买方。如大豆生产国一般可将杂质控制在1%以内，但我国签订的进口合同却规定为2%，因此有的外商甚至用鼓风机将豆皮等杂质混入大豆，或将玉米、小麦等低价谷物掺入大豆。近年来，我国虽已深感进口大豆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也无奈合同条款限制了国内企业对外索赔，进口风险只能全由国内企业承担。 
　　
        第三，商业信息不对称，危及我国大豆产业安全。目前，我国大豆行业的基本信息，如单产、种植面积、库存、压榨等情况，都缺乏准确的数据，也没有权威部门适时发布。大部分企业在做决策时，主要参考美国农业部或外商提供的中国与国外市场数据，受制于人在所难免。 
　　
        第四，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忽视风险管理，不熟悉国际游戏规则，过多参与期货投机，是产生危机的又一内因。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一是从政府和行业层面上推动我国企业的贸易格局多元化。近年来，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大豆产量和出口量增加很快，特别是巴西，其产量直逼美国。我们应支持企业直接从南美采购大豆，并在南美建立种植基地和储运设施等。二是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服务能力，以集团的力量积极参与国际大豆定价工作，由行业组织统一对外招标采购。三是政府管理部门要支持推广中国版的大豆进口合同文本，并发挥职能作用，为国内企业提供全球产业基本信息。四是完善中国大豆期货交易体系，尽快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转基因大豆和豆油期货交易品种，让国内企业充分利用大连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锁定成本，变“客场”为“主场”，从而最大限度控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