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进程的不断发展，在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下，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经济界也展开了一场二十多年来最为激烈的争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断成熟，以及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宏观调控将会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五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时间段分别是：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2004年（此前，1998－2002年为扩张型的宏观调控）。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第五次宏观调控在各方面都具有新的特点。

　　调控针对不同态势

　　在前四次宏观调控中，首先，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84年达15.2％，1987、1988年达11.6％和11.3％，1992年达14.2％。其次，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

　　第一次的经济过热，起初表现为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随后财政用于消费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财政赤字，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

　　第二次至第四次经济过热，都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再者，前四次宏观调控都要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0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6％（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一个高峰，也是1962年之后到当时的最大涨幅），1985年达8.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二个高峰），1988年达1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三个高峰），1993年达13.2％和1994年达21.7％（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四个高峰，也是建国以来物价上涨的最高峰）。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四个高峰，一个比一个高。总之，前四次的经济“大起”，每次都是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进行被动的调整。

　　第五次宏观调控针对的不是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11％的大起（2003年经济增长率为9.1％），而是为了防止经济出现“大起”，防止“大起”导致“大落”；第五次宏观调控对于过热的部分行业来说，是及时的调控；而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全局来说，则是见势快、动手早、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调整。

　　经济体制基础不同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78年的经济过热。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转年，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同志就财经工作写信给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4年的经济过热。同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转年，198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在各种压力下，1986年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没有到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一些地方和企业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也不断，但宏观调控排除了种种干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为抵御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次宏观调控，一因针对的不是全面过热和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见势快、动手早、防患于未然的调控；二因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化，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与其他部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及证券公司、过热行业与非过热行业、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沿海与内地、以及高中低收入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各有不同的利益和声音；所以，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和怎样进行宏观调控上，经济界展开了一场二十多年来最为激烈的争论。

　　调控方式和手段不同

　　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宏观调控时，在最初作出调整国民经济决定的头一、两年内，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随后，才进行坚决的大规模的调整。在第四次宏观调控时，汲取了前三次的教训，在作出治理整顿的决定后，在实施上表现出雷厉风行的特点。第五次宏观调控因是见势快、动手早的调控，所以采取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准确地把握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

　　关于调控的紧缩面。在第一次宏观调控中的最后一年（1981年），以及第三次宏观调控中的最后一年（1990年），都是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力度较大的全面紧缩，使经济增长率较大幅度地迅速回落（198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5.2％，1990年回落到3.8％）。1993年6月开始的第四次宏观调控，亦是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全面紧缩，但为“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为“适度从紧”，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平稳地、逐步地回落到10％以内的适度增长区间。第五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逐步转向“中性”。总之，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大幅度地回落和“着陆”，总体上看，经济还在适度增长区间内（8％－10％）运行，既不是“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通过适当的控速降温，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既平稳又较快地可持续发展，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关于调控的手段。一般讲，经济调节有三大类型：完全市场调节型、完全政府调节型、市场调节加政府调节型。就政府调节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讲，一般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

　　第一次至第三次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性财政政策，强制控制财政支出（削减投资支出和控制消费支出）；行政性货币政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停止银行贷款；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等。

　　第四次宏观调控时，已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如开始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第五次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注重了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也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经济运行中既带有转型之前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又带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还带有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在宏观调控中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对症施策，确保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是必然的选择。无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断成熟，以及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宏观调控将会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对外经济联系程度不同

　　在前四次宏观调控时，国际上均不太关注。而第五次宏观调控，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已日益扩大。2003年与1992年相比，中国进口规模由不到1000亿美元（806亿美元），扩大到4000多亿美元（4128亿美元），增加了4倍；外商在中国的实际直接投资额由100亿美元左右（110亿美元），扩大到500多亿美元（535亿美元），也增加了4倍；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由不到200亿美元（194亿美元），扩大到4000亿美元（4033亿美元），增加了19倍。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从总量看，中国的进口额只占世界总额的3.4％；但从增量看，中国的进口增量约占全球进口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海外有关机构、投资者和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的效果将会如何，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就这次宏观调控的效果将会如何来说，海外的争论可分为两大派：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认为，这次采取降温措施要比十年前经济过热时早得多，结果会使当前的经济增长持续更长的时间，延长经济周期提供了重要基础。悲观派则主要是担心，如果宏观调控造成经济的急剧减速，形成“硬着陆”。将会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冲击。《亚洲华尔街日报》指出，“乐观者还是多于悲观者。”